时间:1948年6月中旬

地点:北平菊儿胡同李宅、警备司令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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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树琼又去了亚北咖啡厅。

第二天,第三天,第四天。每天下午三点,他准时出现在北平饭店一层那个角落的位置。穿灰布长衫,戴礼帽,要一杯咖啡,不加糖,不加奶。

侍者已经认识他了。第三天的时候,不等他开口,就端来了咖啡,放在那张铺著白桌布的小圆桌上。“先生,您的咖啡。”李树琼点点头,把一张钞票压在杯碟下面。

他等著。看著门口。看著每一个推门进来的人。穿西装的中年人,穿军装的军官,穿旗袍的女人,穿长衫的老先生。一个又一个,从旋转门进来,穿过大堂,推开咖啡厅的玻璃门。铜把手亮了一下,侍者迎上去,客人坐下来,点东西,喝,然后离开。

没有他要等的人。

第三天,第四天,第五天。钢琴还在弹,曲子换了一首又一首。窗外的天晴了又阴,阴了又晴。东长安街上的行人换了无数拨,马车跑过去,自行车骑过去,黄包车拉过去。那个穿黑裙子弹钢琴的女人有时候在,有时候不在。她不在的时候,留声机放著唱片,沙沙的,像隔著一层什么东西在唱。

第六天,李树琼没有去。

他坐在菊儿胡同的家里,把那扇窗户开著,看著院子里的老槐树。叶子被太阳晒得发蔫,知了在上面叫,嘶嘶的,像烧开了的水壶。他摸出那张名片,放在掌心里。纸片已经很旧了,边角磨得起了毛,摺痕处有些发白。“亚北咖啡厅”几个字旁边,那个点还在,像一只眼睛,安安静静地看著他。

他去了六天。第一天,他以为是白清萍在,那个人不敢来。第二天,他以为也许是自己去早了,也许那个人要等晚一些才来。第三天,他告诉自己,再等等。第四天,他开始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来过,看见白清萍在,就走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第五天,他坐在咖啡厅里,看著门口,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。第六天他没有去。

他把名片翻过来,背面是空白的。什么都没有。他把名片放回內衣口袋,贴著胸口。

线断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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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想起老冯教过他的那些联络方式。

在北平的时候,老冯说过,如果有一天组织要重启联繫,会通过三种方式通知他。名片是一种,像亚北咖啡厅那张,一个点,安全,可联繫。还有两种,老冯说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,像是怕隔墙有耳。

“在鼓楼东大街第三个电线桿上,用粉笔画一个圆圈。会有人看见的。”老冯说。“或者在《北平日报》中缝,登一条寻人启事,就写『青山,母病速归』。看见的人会知道什么意思。”

李树琼记住了。那些话他记了两年多,一个字都没忘。

6月12日傍晚,天快黑的时候,他出了门。没有告诉白清萍,她今晚还没来,也许要晚一些。他一个人往鼓楼方向走,走得很快,低著头,像任何一个赶路的行人。

鼓楼东大街第三个电线桿。他站在电线桿前面,假装繫鞋带。蹲下来的时候,从口袋里摸出一截粉笔头——在文具店买的,揣了两天了。他在电线桿的背面,离地面一尺高的地方,画了一个圆圈。很小,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

画完,他站起来,继续往前走。没有回头。

第二天,他又去了。那个圆圈还在。没有人动过,也没有人加过任何记號。他又在下面画了一个。第三天,两个都在。第四天,粉笔印淡了一些,被风吹的,被灰尘盖的,但还是那两个圆圈,安安静静地在那里。

没有人来看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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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又试了第二种。

6月15日,《北平日报》中缝,登了一条寻人启事。“青山,母病速归。见字速回。”他用了老冯教的原话,一个字都没改。

报纸出来那天,他买了一份,坐在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里看。中缝里密密麻麻的小字,全是寻人启事、遗失声明、招工gg。他的那条夹在中间,像一滴水掉进了河里,连个水花都没有。

他等了三天。没有人来找他。没有人来联繫他。什么人都没有。

第四天,他又登了一次。还是那句话,“青山,母病速归。见字速回。”又等了三天。还是什么人都没有。

他不再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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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18日,李树琼在警备司令部看到一份內部通报。

程荣拿来的。他最近殷勤得很,什么文件都先往李树琼办公室送,看完才拿走。那天下午,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,说:“处长,南京来的。您过目。”

李树琼打开信封,抽出来。是一份薄薄的文件,两页纸,铅印的,上面盖著保密局的红色印章。他的目光扫过第一页,停住了。

“兹有『平津一號』即日起部署於北平地区,该员为最高级別潜伏人员,直属本局,直接向毛局长匯报。一切相关单位须予以配合,不得过问、不得查询、不得干涉其行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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